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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初春，郑维山将军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省新县人民政府寄来的信件。
当他看到这封信时，心中难免有些疑惑：“新县？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地方，难道寄错人了？”
不过，看到信封上清晰写着“郑维山将军收”几个大字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正当他准备拆开信件时，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，是杨得志打来的，催促他马上赶赴修路现场，有事商讨。
无奈之下，郑维山只好把信暂时放回家中，匆匆乘坐吉普车离开了。
两天后，郑维山回到家，看到妻子正坐在书桌前写信，好奇地问道：“你给谁写信呢？”
“给你老家写信。”
展开剩余85%“我老家怎么了？”
“你老家寄来了信，快看看吧！”
郑维山接过信一看，正是两天前那封信。仔细阅读信中的内容后，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异常严肃，连忙给杨得志打电话请假：
“司令员，具体情况面谈。我如果得到兵团批准，请帮我买去武汉的火车票，四个大人，两个小孩。”
杨得志听后爽快答应了。
第二天，郑维山处理完手头的工作，准备离开。杨得志拦住他，说：“你回家总得有个正当理由，不然彭老总问起来，我可怎么解释！”
郑维山将那封信递给杨得志，后者看过信后神情严肃，立即表示：“你去吧，后续事情交给我处理。”
就这样，郑维山将军踏上了前往武汉的火车。
一路上，郑维山很少说话，心中一直在反复思索信里的内容。
原来，新县正是郑维山的故乡，不过这地名是改了的，导致他一时没认出来。信里除了介绍家乡这些年的变化，更重要的是询问当年70多名赤卫队队员的下落。
这时的新县正在进行土地改革，但遇到了难题：
十多年前西路军失利，由于情况不明，许多红四方面军战士家属遭受不公，有的甚至被当作逃兵或反革命家属处理！
当年与郑维山一同参军的70多名赤卫队员的去向不明，部分被指为叛徒，其家属在土改中受到牵连。乡亲们得知郑维山仍健在且官职显赫，纷纷向政府请求他出面作证。
得知此事后，郑维山心中想起了这些昔日战友，决心返乡为这些牺牲的烈士澄清冤屈，不能让他们蒙受不白之冤。
抵达武汉后，郑维山由李先念派人接至省委招待所。李先念见到他，激动地紧紧拥抱说：“活着就好啊！”
简单寒暄后，郑维山急切说道：“能不能帮我准备交通工具，我要回老家一趟。”
李先念劝道：“事情急吗？不如明天再回去？”
郑维山摇头：“事关紧急，我心里不踏实。”
李先念点头，马上打电话安排。
不久，院子里备好了吉普车和大卡车，车上装着十多袋大米和面粉，还有一个排的全副武装士兵。
看到这阵势，郑维山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李先念解释：“你离乡多年，不了解情况。回乡路上有土匪，为安全起见，派警卫护送。”
郑维山敬了个军礼：“真是为我考虑周到！”
一行人乘车启程，历时一天，终于回到家乡。乡亲们听说将军归来，纷纷前来迎接。新县县长刘名榜赶到，激动地说：“盼着你回家呢！”
郑维山回应：“收到你们信件，我就马上赶回来。”
刘名榜接着介绍现状：新县正在实施土地改革，是党中央的试点地区，即将推进泗店村。但确定优抚对象成了难题。
新县作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，战争时期牺牲5万多人，有名烈士12000余人，许多参加红军的战士至今下落不明。革命胜利后，土改时不能遗漏这些烈士及家属，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人员，部分人被认为是革命烈士，部分则被指为逃兵。
刘名榜说了县里的决定：在世的革命队伍成员家庭按革命军人家庭对待；逝者若有人证明为革命献身，其家属按烈士家属优抚并分配土地。但现在仍有1万多人下落不明，其中就包括郑维山带领的那70多名家乡子弟。
郑维山讲述：“那70多名乡亲大多是泗店乘马岗区人，最初都分在红1营，由王树声领导。后来我调总部，再后来去了红30军。他们大部分留在红10师，后编入红25军，具体情况可问王树声。但我可以保证，红30军88师干部战士里，没有一个叛变。”
刘名榜总结：“您的意思是88师战士家属一律按烈属对待；负伤后流散的，未有明确结论前，按伤残军人对待。”
郑维山点头：“对，就这么办，出了问题我负责！”
刘名榜也同意了。
事情妥善解决后，郑维山来到父母墓前，跪地磕了三个响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走访烈士家属和村庄，了解家乡发展。
因军务繁忙，郑维山不得不离开，返回部队。武汉时，李先念再次接待他，郑维山将所见所感向老首长倾诉：“我已通知新县和红安县，凡西路军失踪人员家属，一律按革命军人家属优抚。”
李先念点头说：“我也向王树声提过，他还没落实，过几天我准备去红安、麻城、新县看看。”
郑维山说：“你去可以，但说话不妥，你管全湖北，全省不止红四方面军和红30军。”
两人交谈后共进晚餐，郑维山便踏上北上的列车。
正是在他的努力下，这件事最终得以圆满解决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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